学习研究

自第十一届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以来,我国制定有《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新中国建立后,民法理论深受前苏联民法理论的影响,立法上的“合同”概念由于继受中出现的偏差,不良后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渐显现。《合同法》的诞生,弥补了规范市场经济基本法律的混乱和缺位。对于《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学术上一直存在不同理解。法律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务必的工具,如果我们彻底否弃概念,就会导致法律大厦将化为乌有。因此,对于《合同法》中“合同”概念进行解读,有助于厘清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从而更为透彻的研究与运用合同法,为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奠定基础。

我国民事法律继承了大陆法系的合同概念,《民法通则》第85条中的所谓“协议”,指的就是“合意”,即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民法意义上的合同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定义。从广义来讲,是产生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从狭义来讲,专指产生债的法律后果的协议,也称为债权合同。对此,我国学者的观点存在争议。从现行的《合同法》第2条入手,逐步作出界定,有助于使我们按照立法的本意来运用法律。

一、合同法不调整人身性的权利义务关系

早在古罗马法时, 法律就划分为公法与私法,并成为近代以后大陆法系的传统。《合同法》第2条关于调整对象完整采用了《民法通则》的表达:“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相互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协议”。这一合同概念是民法私法化的成果,恢复了合同法作为私法的本来面目。至今,具有公法性质的《经济合同法》伴随着计划经济的悄然褪去而彻底废弃,全国法院系统的“经济审判庭”也早已更名为“民事审判庭”。

在大陆法系国家,合同规则只是民法典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我国之所以与众不同地制定了系统的《合同法》,并非想让合同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自成一体,而完全是我国独特的民法典编纂策略的产物。将《合同法》置于民法体系中分析,在《民法通则》中,“当事人订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这个规定究竟是采狭义的合同概念抑或广义的合同概念,见解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民法通则》及《合同法》所称的合同,采纳了广义的合同概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立法采用的是狭义的合同概念。

表面上看,《合同法》第2条第1款对调整的范围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将《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的“当事人”和“民事关系”,进一步表述为“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和“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但第2款立即:“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显然将合同一分为二:一方面关于“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协议由《合同法》调整,而另一方面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则由其他法律调整。民事关系依据是否直接具备财产权益内容来划分,可分为财产法律关系和人身法律关系,那么第2条之“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则是指财产性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而收养协议、赡养协议、抚养协议、监护协议、离婚协议、夫妻忠诚协议等民事合同不包括在内,这些协议应适用于《婚姻法》、《民法通则》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因为身份法律关系关乎公序良俗等基本伦理秩序,父母子女之间、丈夫妻子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法律对形成身份关系的行为,严格于财产法上的行为,长幼、夫妇彼此的权利和义务都由法律明确规定,以防当事人通过约定的方式来扩大权利或逃避义务。

再者,《合同法》立法思想也是调整财产性法律关系,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制定出的《合同法》,应针对以前三部法律实施以来在经济领域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规定。从分则的章节内容上看,《合同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基于平等、自愿等原则而发生的交易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交易法,是调整个人之见为获取金钱而交换货物和服务的方式的法律。这些交易关系可以通过货币贸易平衡来评价,它具有财产价值,因此合同法是财产法。从国外经验来说,合同法是规范商品交易关系的基本法律,是随着商品交易和商品经济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在我国,《合同法》在总结实践基础上作出的关于融资租赁、行纪、居间、房地产中介等规定,缩小了国内贸易和涉外贸易的区别,对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功用。

在过去,很多身份关系的协议,如“用工合同”、“合伙合同”,都被笼统的称为合同,《合同法》第一次将“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排除在外,为准确定义“合同”的概念、正确处理平等主体的财产性权利义务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合同法不调整物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罗马法中的 “Contractus”,是合同概念的起源,意为“得到法律承认的债的协议”。 “ Contractus”一词由“Con(共)”和“Tractus(交易)”组成,则合同的本意为“共相交易”。由此可见,“合同”一词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的义务主体是特定的,是对人权。

与之相反,物权的义务是不特定的,是对世权。“物权”首次在奥地利民法典规定:“属于个人的财产上的权利,可以对抗任何人”。可见,“物权”的出现,进一步明确了权利可以对抗所有不特定义务人,其他人负有不可侵犯和妨害的义务。正是由于物权是对世权,其设立、移转需要使第三人知道,所以它是一种公开性的权利。而债权是只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生效力,不具有公开性。

“债法可以被视为民法的核心部分”,法国学者达维德曾经说。事实上,建议草案的规定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务的关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为避免引起不同的理解,将“债权债务关系”修改为“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虽然此处法条表述为民事权利义务,但从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来看,立法所称的合同为狭义概念,仅指债权债务权利义务关系。我国民法的框架与大陆法系的民法典体系是一样的,以合同为债的主要发生根据,在民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条文数量最多。《民法通则》体系上将合同规定在第5章“民事权利”的第2节“债权”中,且第84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合同为发生债的原由。

《民法通则》第84条的意义在于规定了合同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根据:合同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债权债务关系为合同发生法律效力的后果,所以合同毫无疑问只能是债权合同。也正是为了作限制解释,《民法通则》紧随其后的是关于合同定义的第85条, 对其中所用“民事关系”一语, 只能解释为债权债务关系。为了便于理解,应当将合同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目的,与当事人欲实现的民事生活目的区分开来——订立合同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当事人订立合同仅是以债权债务关系为目的的,其所要实现的民事生活目的是多样的。例如:出售房屋,买方的生活目的是取得房屋的不动产所有权,但我们不能反过来以目的的非债权债务性质而否定作为实现目的手段的合同的债权债务性质。从关系的角度来看,合同法一般都是受到债法的总则的重要指导作用,任何合同都是债的单元,适用于民法关于债法总则的规定。如果合同关系属于债权债务性质,那么合同法就属于民法的债法部分。

正因为如此,《合同法》在起草过程中以债权合同为预期的模式,在骨骼和肌肉是“债权合同法”,虽然第2条最终切换到“民事权利和义务”的语句,这只不过是给合同穿上了一件宽松的外套而已。

三、合同法不调整劳动关系

1999年制定的《合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劳动关系的条款,第2条在合同调整范围上回避了这一问题。根据“平等主体关系说”,只有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才被民法调整。3条原则是平等原则:“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这种法律地位的平等要求当事人没有上下级之间的命令与管理关系。

首先必须明确认识到《合同法》的民商事性质,立法时对原有《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的整合,只是关乎民事合同或民商法范畴,并不是说就把所有的合同统一起来,不存在《合同法》所不调整的合同类型了。仍然需要通过相关法律部门的立法和司法,来完善法律调整其他性质的合同。例如,我们很容易排除行政合同,如财政拨款等。

如前所述,《合同法》是调整平等关系主体的民事财产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有本质的区别。就主体而言,劳动关系的双方:用人单位(企业)与劳动者由于经济、政治、知识结构等因素,主体之间是不平等的。由于劳动合同的核心对价是交换劳动力取得工资,而劳动力以人为载体,不能储存,劳动者有交换的迫切需要。先天处于弱势的劳动者一方在签订合同时自由意志受到了限制的,并且在用人单位内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签订的责任制协议,也不是在双方完全自愿基础上发生的,劳动者甚至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些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劳动合同所建立和维持的用人单位内部秩序关系,其本质就是涉及人身权利的管理关系,因此劳动关系一旦建立, 则这种财产关系便转化为人身关系而《合同法》并不能调整人身权利方面的内容,因此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就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而言,《合同法》是私法,民事法律只涉及自由缔约的平等法律主体,根本无法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这种服从关系。《合同法》的“交易”对象,主要限于一次性交易关系,具有高度确定性、完整性与计划性。而履行劳动合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工人和雇主在长期共存的状态,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协议的范围。劳动关系双方在利益冲突发生纠纷时,需要公共管理机关从外部介入进行干预。19 世纪末以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 许多国家开始加强劳动立法。在对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上,摆脱了传统民法的规定。对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不能简单的按照公法和私法的标准划分,应该说这些法律社会利益为本位,通过社会调节机制促进社会利益最大化。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划分中,社会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将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划定位于一个区别于公法和私法的社会法法域比较合理,这种社会法就是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保护法,主要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以及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权益保护法。

在我国司法实践上看,民法和劳动法是两个而独立的领域。1986年的《民法通则》和1999年的《合同法》都没有规范劳动关系。《劳动法》第1条明确规定:“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因此,劳动合同在当时应由《劳动法》调整。

2007年订立的《劳动合同法》进一步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明确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的权利义务。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关系中需要收到国家的更多的强制保护,《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有更为严格的要求,劳动关系中的实质不平等得到纠正,这是平衡社会关系的必要,体现了保护弱者的原则。

综上所述,《合同法》中的“合同”概念为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合意。《合同法》不调整有关身份的权利义务关系,它调整的是财产性权利义务关系;不调整物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它调整的是债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不调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它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